文章来源：《学习时报》 [作者：邱然 陈思 黄珊]  发布时间：2018-02-23

采访对象：高培琦，1942年8月生。1982年后曾任正定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、宣传部副部长。2002年退休。

  采 访 组：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

  采访日期：2017年4月15日

  采访地点：正定县高培琦家中

  采访组：高培琦同志，您好！习近平同志当年来正定工作时，您在县委宣传部任通讯组组长，和他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。请您讲讲和他一起工作时的点点滴滴。

  高培琦：关于习书记在正定工作的情况，媒体上已发表过一些文章，介绍了一些情况。今天，我想以我亲眼看到的、亲自经历的、亲身感受的一些事情为依据来讲一讲，可以说我今天给你们讲的是“独家新闻”。

  现在，30多年过去了，习书记由一名县级干部成长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，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，也是我们期盼的。我有时候仔细想一想，这个过程又是自然而然、顺理成章的。

  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，我当时是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组长，主要负责对外宣传，给上级新闻媒体撰写稿件。我经常采访他，也经常在他指导下撰写关于正定县各项工作的通讯稿，因此，平时工作中和他的接触非常多。

  我经常回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，回想起他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虽然这些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，但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，这些事情也都能折射出他崇高的品质、忘我的精神、亲民的情怀和务实的作风。

  采访组：那就先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工作期间的工作作风吧。

  高培琦：习书记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，但他从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优越感。从他身上，我们看不到一丁点儿高傲和跋扈之气。他对任何人都很热情、友善、谦和，都很真诚、亲切、厚道。我们这些县委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和老百姓，只要一和他接触，很快就忘记了他的出身背景和领导职务，会和他成为朋友。

  我记得，习书记到正定不久，他第一次和我们县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一起到三角村下乡。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，当我们赶到三角村村西的棉花试验田时，看到全县闻名的种棉能手冯玉明正在棉花地里忙碌。那个时候冯玉明已经上岁数了，习书记把自行车一支，就朝他走过去，冯玉明也从棉花地里走出来迎接。

  29岁的习书记一把握住冯玉明的手，谦虚而又诚恳地说：“冯伯伯，您好，我今天是来跟您学习种棉花的！”

  一个县委副书记对一个农民这么称呼，让冯玉明有点措手不及。他说：“别别别，你是领导，可不能这样。”

  后来，习书记确实跟着冯玉明学习种棉花的技术，他们也成了忘年交。不久之后，习书记在全县推广种棉花的经验，使全县棉花产量有了新的提高，让绝大部分种棉花的农民都受了益。

  习书记在县委也有着非常好的人缘，他的平易近人，他的和蔼可亲，在我们县委、县政府大院里是出了名的。习书记年轻力壮，精力充沛，晚上经常加班工作。他夜里把工作完成以后，有时候还约一起加班的同事们到他办公室聊天。

  因为他知识渊博，聊天的时候除了说县里一些情况，古今中外、人文历史，海阔天空什么都聊，什么都讲。大多数时候，都是他讲，我们听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会参加讨论，每次都聊得很尽兴，很热闹。

  有时候，他把从北京拿回来的罐头、糖果分给我们吃，大家一边吃一边聊，非常过瘾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县委书记，当成一个了不起的“官儿”，都是把他当成伙伴，当成一个可以推心置腹、畅所欲言的知己好友。

  他不但和县里的干部、工作人员都有着很好的关系，对县委大院看大门的门卫、伙房的炊事员、打扫卫生的清洁工、县招待所的服务员、做勤杂活的临时工也都很亲切。他很尊重人，很热情，所以大家见到他都愿意跟他打招呼。他每次一到招待所，工人和服务员都会大声喊他：“习书记！”就像喊自己的朋友一样热情，一点也不拘谨。习书记每次也都是微笑着答应，点头回应。

  采访组：请谈谈他对你们通讯组工作的要求和对你们的影响。

  高培琦：习书记一来就对通讯组的工作很重视，来后不久就找我们谈了一次话。他说：“宣传部通讯组，应该是县委和县政府的耳目和喉舌，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。”

  他还说，改革开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。以后，你们也要参加县里重要的会议，也要经常下乡调研，及时总结经验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做工作。每位同志都要顶上事、使上劲、出大力、立大功，推动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发展。

  那次谈话，我们发现习书记思维很清晰，思路很清楚，讲话很有深度，提的要求也很明确，很看重我们通讯组的工作。我们下来以后，就严格按照习书记的要求开展工作。

  以前，正定县的通讯工作很平淡，循规蹈矩，各方面都很一般，没什么特点。习书记鼓励了我们，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，所以干劲就上来了。为了干好工作，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任务。以我为例，平时我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，经常找习书记去请示汇报，但我又觉得他工作太忙，总去打扰他不太合适。习书记打消了我的顾虑，直接给了我一些“特殊待遇”。他说：“你们的工作很重要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工作上有事，就可以找我，别管我多么忙，我都帮你们解决。”习书记指导我们工作从来没有嫌麻烦，从来没有“我现在忙”“顾不上”“等等再说”之类的话，每次都是放下手里的事，千方百计给我指导、给我解释、给我说清楚。

  因为我们之前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创新，都是应付差事，所以平时缺乏锻炼，工作水平离习书记的要求有很大距离。针对这个情况，习书记对我们就不仅限于原则上的要求，还经常提出很多具体的指导。再一个，他来了以后主抓的各项工作，创新的内容都比较多，我们一时无法领会的，也需要他进行具体指导。

  写通讯稿，可不仅仅是文笔好、会遣词造句就可以的，需要有思想，需要创新的工作态度。习书记有胆识、有谋略、有智慧，在他指导下，我们的通讯报道就好写多了。加上详细的调查了解，我们的通讯稿一写出来就是好文章。这些文章，才是真正从实际当中来的，也真正回答了一些改革当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。
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当时对通讯组的工作都有哪些具体指导？你们根据他的指导，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？

  高培琦：有一次，习书记和我们通讯组的同志专门开了一个会。他对我们说，当前通讯报道的作用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：第一，造好舆论，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。第二，搞好调研，为改革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。第三，总结经验，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。

  我先举个例子讲讲“造好舆论，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”。

  当时，我们县里有一个油泵油嘴厂，1000多人，是正定县最大的企业，一度濒临倒闭。习书记为了解决这个厂的问题，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心血。他到无锡市考察期间，从当地一家企业聘请了一位叫邱斌昌的同志到正定来管理这个厂。邱斌昌同志很能干，很有管理才干和业务能力，他把无锡的经验带过来，兢兢业业地工作，很快就让这个厂起死回生了。但这个厂子里有些人却不停地闹事，不断告状，反映邱斌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我就想把这个事深入调查一下，了解清楚原委。

  我之前对邱斌昌并不熟悉，经过了解，知道他原来是无锡某国营工厂的一名经理。习书记把他从无锡聘请到正定来，他告别了家乡和亲人，做出的牺牲很大。这些人一给他闹事、告状，给他的压力很大，他就想打退堂鼓，回无锡老家去。

  我们通过调查了解，其实那些人告的状全都是瞎编的，邱斌昌并没有任何违纪行为，做人也一直规规矩矩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。有人告他的状，原因是他一来正定，就当了这个厂的领导，导致以前管理无方的那些领导下了台，再加上厂子里排外情绪作怪，就对他进行一些无端的攻击。

  我们根据这个情况，写了一篇文章《远来的和尚会念经》，还有一篇通讯《无私的奉献》。通讯后面还有评论《营造宽松环境，当改革靠山》。这些稿子宣传了邱斌昌同志为正定奉献、爱岗敬业、作出杰出贡献的诸多事迹。我们写好了文章，经过习书记同意，就拿到厂里去宣传，同时也在报纸上刊登了。

  我们所写的文章、通讯和评论，明确地表明了县委和县政府的态度，让很多谣言不攻自破，也使对邱斌昌不利的局面一下子扭转过来了，给他继续推进厂里的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持。这种情况下，邱斌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，情绪也高了，干得更出色了。后来，县里还表彰他，把他评为“优秀企业家”。从那以后，厂里少数捣乱的人也偃旗息鼓了，工厂不仅生产始终保持正常，也恢复了堂堂的正气。

  按照习书记的要求，我们通讯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，就是“搞好调研，为改革开放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”。

  在1984年春节前后，县里按照上级要求，对村级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。经过调整，干部平均年龄下来了，队伍更为年轻化。但我们的具体做法还是“老中选青”，原来班子里的这些干部，大多数还是“粮棉干部”，只会抓农业，对工副业等产业一点经验都没有。结果是，全县调整班子力度倒是挺大，表面上做到了干部年轻化，但工作却没有什么起色，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。

  习书记说：“既然老百姓不满意，咱们就下去搞搞调查。咱们县有222个村，看看搞得好的班子是怎么搞的。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，并搞一个方案出来。总体来说，选干部，不应‘老中选青’，而应‘青中选优’，应该把那些懂技术、有能力的人选上来，让他们主持工作。”

  习书记这个意见，县里很认可。后来，经过细致的调研，汇集了各种问题，发现并树立了一些做得好的典型。根据调研结果，县里又搞了一次班子调整，把握的原则是：谁能带领群众致富，谁上台。这次调整，使班子成员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，对推动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  这件事自始至终，我们通讯组不仅参与了调研，而且在第二次班子调整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“青中选优”》，后来发表在1984年10月18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《人民日报》还配发了评论文章《赞“青中选优”》。

  习书记要求通讯组做好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，是“总结经验，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”。这也是极具针对性的。改革有它的生命力，有它的创新优势，但自然也有它幼稚、不太成熟和不够完善的地方。逐步在实践中总结、深化、完善，这就需要我们在不断遇到的问题当中做好总结工作，时时刻刻端正方向。

  我们县里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，把正定北面、东面、南面三面环石家庄的地理特点充分考虑进去了。经过习书记和其他县领导讨论研究，“半城郊型”经济就成为我们县一个工作方向。习书记曾经形象而风趣地说：“根据市民不断提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，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商品，既为他们服务，又‘掏他们腰包’，这符合正定的实际情况。”

  按这个思路搞了以后，效果很好，工副业发展有方向、有目标了，产品也有销路了。但我们在调查当中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，主要是生产总是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上，只生产一些生活上常用的东西，档次比较低，价格又便宜，所以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总是上不去。我们将这些情况向习书记作了汇报，习书记经过认真思考，深入调研，提出进一步拓宽和发展“半城郊型”经济，把产品的附加值搞上去，逐渐调整产业结构，不断优化加大科技含量，使商品生产有了质的飞跃。也正是从习书记主政那个时期，正定的乡镇企业才开始把“调结构”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，这也奠定了今天良好发展的基础。

  习书记来了以后，我们通讯组把握上面这三个要点，扎扎实实开展工作，使正定的通讯报道工作突飞猛进。再加上习书记的人格魅力，记者们也喜欢来采访他，这样我们的劲头就更高了。当时，我们发稿的数量和质量在全省都是第一名。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？河北省内的媒体已经不够我们“折腾”了，我们的稿子经常在大报上发表，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农民日报》等全国性大报纸都发过我们的文章。我统计了一下，习书记在正定那几年，我们前前后后在大报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。

  不是发表文章多就行了，习书记对我们文章的质量要求也很严格。特别是那些往大报送的重要稿件，第一时间都会交给他看，请他修改把关。他经常给我们提的一条要求就是：新闻报道稿子里面，千万不要说大话、空话，千万不要炫耀，更不要“王婆卖瓜自卖自夸”。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来写这些东西，该怎样就是怎样，不要形容，不要粉饰。习书记对这一条要求特别严格，卡得比较紧。按他的话说：“不要说‘过头话’，‘沽名钓誉’要不得。”再一个，他还要求有关数字一定要核实准确，错误的和虚假的东西绝对不能出现。

  后来，我们因为通讯报道长期在全省领先，被评为河北省、石家庄市的通讯报道先进县，得到上级领导充分肯定。在我们县里，习书记还亲自奖励我，授予我“县委书记县长特别奖”。

  虽然一年到头很紧张、很累，但我们在工作和奉献中得到成就感、得到乐趣，心里就一点儿也不觉得累，反而感到很充实。这也是我在习书记那里学到的一种品质。

采访组：据了解，你们当时作为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工作人员，每逢报社记者下来采访，都要作为“东家”配合其工作。当时，习近平同志对你们接待记者的工作有什么要求？

  高培琦：接待记者，首先是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，其次是解决他们住和吃的问题。我们是本地人，对正定的实情比较了解，配合他们的采访工作不成问题。住的话，记者来了就只能住在县招待所，那时候没有什么酒店、宾馆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住。吃饭的问题，这在当时还是有一点儿麻烦的。因为随着正定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来的记者越来越多。

  习书记来正定之前，正定哪有这么大的名气？来的记者自然也不多。习书记领导正定人民做的几件大事，效果好、有深度、影响大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，新闻媒体纷至沓来，应接不暇。特别是《正定翻身记》刊登出来以后，各级报纸都来采访，像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都来过多次，《河北日报》《建设日报》还有很多其他报纸的记者更是经常来。

  这种情况下，对记者招待这一块，就成了县里的一个问题。按规定，县里是不允许用公款招待客人的。后来，记者来得多了，吃饭问题就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。人家来采访，来做工作，中午得吃饭，难道还让人家自己去找饭吃？这个问题反映给习书记之后，他就和大家商议，重新考虑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咱之前的那种做法，恐怕是错误的。记者确实是‘客人’，这没错，但他们下来可是干工作的。一是给我们传递各种信息，帮我们总结经验；二是给咱们县出力来了，是来宣传我们的。应该让他们吃顿便饭。”

  大家觉得习书记说得有道理，都点头表示同意。习书记又规定了三条招待准则：第一，礼貌待人。第二，不能浪费。第三，工作餐只允许一人陪客，其他领导干部、工作人员，谁也不能陪同。从此以后，我这个通讯组就开始招待记者吃饭了。因为有明确规定，我们也名正言顺，一开头就是请记者吃水饺，一人吃一碗水饺。后来又改为吃正定的一些小吃，像饸饹面、豆腐脑、烧饼等，既便宜又可口，记者们吃了觉得好，还顺便给我们做宣传了。

  这第三条规定，习书记不仅要求大家遵守，他自己更是严格遵守。无论哪个报纸的记者来了，习书记只是会见，接受采访，和他们谈工作，从不陪同他们一起吃这顿“工作餐”。

  习书记一贯是这样的：如果他陪同外面来的客人吃饭，连他自己那份，带客人那份，全都是他掏钱，而且不要还不行。他为了办好公家的事，可以自掏腰包，这是常有的事，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不该公家出的钱，他向来是“斤斤计较”，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。

  习书记对来我们这里的记者都非常重视，而且一视同仁。不管记者职位高低，也不管是中央大报还是地方小报，他对记者都是一样尊重，从来没有高低之分。

  每当记者来采访他，无论他有多忙，都会挤出时间来接待，给记者的工作尽可能提供方便。下乡采访的时候，习书记把县委的吉普车让给记者坐。他说：“记者时间紧、任务重，跑的地方多，跑的路也远，而且他们又不认识路，汽车一定要优先给记者用。”而他自己则骑自行车外出。晚上，他还经常到招待所看望记者，嘘寒问暖，听取意见。

  对此，记者们都挺感动。他们私下里对我说：“你们习书记，真是了不起！”记者们见多识广，大多也了解习书记的名声和背景，他们见习书记待人这么热情，也都感到他这个人很亲切、很厚道，心里很是敬重。所以，记者写我们正定的稿子，就格外认真，也格外用心。

  我一直很注意观察习书记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，并且努力向他学习。我想，县委书记都能把工作做到这么细致，待人这么真诚，我做具体工作的，当然更要做好。所以，我对记者也很热情，在工作上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，我多做一点，就给习书记减轻一点负担。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。

  凡是来正定的记者，都跟习书记成了朋友，有的成了知己，还有的成了莫逆之交，和他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来往不断。

  采访组：新华社记者赵德润当年采访正定，写了一篇《正定翻身记》。您一定熟悉这篇文章的创作过程，请您具体讲讲。

  高培琦：《正定翻身记》这篇稿子，详细而又客观地记述了正定这个“高产穷县”在粮食减征购等一系列措施实行前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  正定是一个平原县，也是传统的农业县，农业生产条件好，农民种的庄稼多，给国家交的公粮也多，就成为了著名的“高产穷县”。老百姓因为高征购的压力和体制上的各种束缚，一直很穷，甚至吃不饱肚子，经常到隔壁的无极县买山药干吃。

  习书记来了之后，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。他总结出几个原因：一是征购压力太大，产量高，交得多，老百姓负担太重；二是因为征购压力过重，正定没有土地也没有精力搞多种经营，只种粮食，既费力又收入少；三是公社化的农业生产制度落后，“大锅饭”导致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挫，群众出工不出力，也导致产量不能进一步提高。

  面对上述几个问题，习书记逐条进行解决。

  首先要解决的，就是把高征购减下来。在当时“以粮为纲”的年代，减征购是大忌——地方为国家作贡献，必须越来越多，哪有越来越少的道理？别人都提高，你还能往下减？这就是你领导干部的政绩不好了。但习书记敢于担当，敢于说实话。他觉得，老百姓都吃不饱了，还不敢实事求是？应该往上报，如实反映。习书记把正定的实际情况给地委打了报告，并向省委和中央反映，上面对这件事情很重视，派人下来调查，减低了粮食征购额，使正定群众的负担大幅降低。

  减征购以后，积极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，大搞种植、养殖等副业，这也面临比较大的阻力。一直以来，正定领导班子受到“左”的思想束缚比较重，总认为社会主义的“老集体”一旦被“瓦解”，就会走回资本主义的老路。

  实际上，改革开放就是要充分解放生产力。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道路，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道路，就是正确的道路。“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”。

  习书记顶住压力，跟县长程宝怀在里双店公社搞“大包干”试点，包产到户，打破“大锅饭”。谁家的地谁管，粮食打多了，自己剩的就多，种植、养殖业的比例自然也就提高了。

  这个事，确实是一搞就灵，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，不仅精耕细作提高产量，而且多种经营也搞起来了，收入也增加了。这是习书记敢于担当的一个事例。可以说，他当时冒着不小的政治风险。

  习书记当了县委书记以后，多种经营就有规划、有计划地在正定全面铺开了。在沙滩地多种果树、蔬菜，提高农副产品生产的比例，使正定的农民收入上了一个大台阶。

  在省里开的一个会上，有关领导提到了正定县这段时间的可喜变化。赵德润当时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记者，他参加了这个会，觉得正定县这个重大变化非常有典型意义，值得深入报道。他站在全国层面上，分析思考这个问题，认为正定的变化，反映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道路应该怎么走，怎样从“左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一个大问题。

  赵德润觉得这个选题很好，就给我打电话。他说想到正定采访。我说：“行，欢迎你来！”他来了之后，先跟习书记简单谈了谈，习书记把面上的情况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，建议他还是首先下去看看、走走，调查一下。随后，我领着赵德润把全县的乡镇、企业、农村，有特点的地方跑了很多，调查和采访得挺扎实深入。

  调查之后，赵德润又和习书记深入谈了一次，之后就开始动笔写。怎么写稿，如何构思，如何确定主题，如何选材，在这些问题上，我们俩进行了反复研究、推敲，尤其是赵德润，他花费了很多精力，绞尽了脑汁，最终把大体框架定下来了。

  赵德润住在招待所的时候，习书记也经常过来，和我们聊天，加入我们的讨论。讨论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把“高产穷县”的原因找到找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这最初的采访，说的都是些浮于表面的现象，如果抓不出现象后面的本质，找不到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个“根”，就写不出正定之所以“翻身”的核心原因。

  习书记跟我们讲，所谓“翻身”，就是正定从“高产穷县”成为“高产富县”。要分析这个名称变化背后的原因，搞清楚正定当初为什么“穷”，把这个“根”找到了，写作目标也就明确了，写出来的东西就能够做到言之有物。

  赵德润在正定前后待了两个月的时间，除了一开始的调研，晚上还与习书记和我3个人一起讨论，前后也好几次详细采访习书记。在这些材料支撑下，他写出了非常出色的《正定翻身记》。

采访组：有一张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县街头搞民意调查的照片。照片上，有个白发老大娘正在和他说悄悄话。听说那张照片是您拍摄的，请您讲讲当时的民意调查是怎么回事。

  高培琦：那张照片是我拍的。当时习书记搞民意调查，有一种形式就是赶在县城大集的时候，和同志们在主要街道上摆上桌子和椅子，发调查表，请老百姓给县委、县政府提意见和要求，同时也调查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。习书记每次都带头参加，以此来向老百姓表示诚意。村里的“张老头”“王老太”都来和他聊天，习书记通过这些具体工作，直接听取民意。

  这样的民意调查，我都参加了，写文章、拍照片的工作也都做过。可惜的是，这些照片的底片，在我离开县委宣传部以后，因为没有妥善保存，好多都没有了。好在，因为当时照片已经公之于众，广泛传播，现在网上也随处都能找到这张照片。

  采访组：正定是习近平同志从政的起点。他在正定做了许多抓改革、促发展的工作。对此您有什么感受呢？

  高培琦：十八大以后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和理论，和他在正定步入政坛之初的很多探索是息息相通的。如果我们从正定看到福建、看到浙江、看到上海、再看到北京，可以看到一条很明显的脉络。

  当年，习书记提出正定发展的目标，是要建设成为华北平原一颗璀璨的明珠；今天，他提出的是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

  在正定，他提出的是“六项规定”；今天，他提出“八项规定”并且一以贯之地执行。

  在正定，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奉公；今天，他提出“全面从严治党，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基础在全面，关键在严，要害在治”，以及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”。

  在正定，他提出真抓实干；现在，他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作风，做到讲实话、干实事，敢作为、勇担当，言必信、行必果。